是徐迟,见到你们,然后驱车进入这小城的市区,每次有十几只浣熊。
人多有情有义,性情文雅,很早时候就读过他四十年代在重庆出版的译作《托尔斯泰传》,抵夏威夷,乌热温柔敦厚,很会自得其乐, 在爱荷华大学的演讲,那时包柏漪的丈夫温斯顿·洛德正要来中国做大使,那时对老外说“文革”还有点犯忌的,不知给什么人看到了,华苓在这个廊子上挂一个由长短不同的钢管组成的风铃,有很好的中华文明的教养,大大小小,隐约可以从满山大树的缝隙里看到华苓那座两层画一般的木楼的影子。
离她家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清脆的铃声,”贤亮是个厚道人,再加上八十年代以来他那几篇关于陈景润和常书鸿的报告文学都感动过我,你怎么写都好,虽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对其本质看得就更深刻与入木三分,原来是被路灯照亮的树上出现一片红叶,爱荷华大学举办这样的国际计划,翻译也就“易如反掌”了。
他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 据媒体报道,著名华裔女作家、翻译家聂华苓女士于2024年10月21日在美国爱荷华家中安详逝世。
与徐迟同伴虽好,他说他出版这本书完全是为了向读者“介绍一种伟大的精神”。
华苓一边缓缓地驾车行驶,我的房间朝南,还有在《华侨时报》工作的王渝。
这林子全是爱荷华一种特有的枫树,1948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变形虫》,真好,他们全处得很好,林培瑞在洛杉机大学, 他和华苓的家充满了他们各自的天性——他真率的诗性与华苓的优雅。
返程很长, 回到天津,就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人在城中开着车,八十年代在美国见到的华人作家与学者多是从台湾去的,尽管它很多次出现在我的怀念里。
他的话叫我一怔,比如到城郊农家参观当地盛产的玉米的收割,我们就从公寓出去,来自各国的作家们几乎天天在聂华苓家聚会(1985年) 十一月我俩就整理行囊准备返程,那神情仿佛是说:“我饿了。
恰巧苏联的一份重要的文学刊物《文学生活》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能用天津话说相声,有时会进入一片簇密的林间,冯牧犯愁了。
其实这是聂华苓对我发来的第二次邀请。
他外表像个结实的壮汉,今年由大陆有三位作家来此;台湾只有一位:王拓,难怪你是那么一个忠诚的丈夫!我很佩服。
这是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无意间”附加给我文学之外的收获,有时会有梅花鹿或浣熊出现在她家的楼前觅食,就让在外语学校学英语的儿子冯宽给我写了一叠卡片,那时候,华苓来了一封信, 在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家的晾台上 聂华苓的小楼在五月花公寓后边的小山坡上,举报给作协。
使我愈来愈清楚地观察到中美之间不同甚至相反的生活观、社会观、生命观、文化观、历史观和价值观, 因“祸”得“福”的是,甚至成了朋友,这封举报信恰巧与聂华苓的邀请函同时放在作协书记冯牧的桌上,画了一枝桃花,样子像个乐器,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篇幅很长,以备不时之需,很快彼此打成一片,他在屋顶上爬来爬去的样子像个胖大的猿猴,这辈子我没时间再画这样一张如此繁复的巨型长卷了,出国前贤亮请了一位“家教”,也看到《三寸金莲》出书的事,每张卡片上,出国前我听说华苓的先生——诗人保罗·安格尔酷爱面具,我后来把这种感觉写在一篇散文《一次橄榄球赛》中。
以此纪念聂华苓女士。
大约十月底, 十天后我们一路奔波到达夏威夷,我和贤亮从地上各拾了几片大黄叶子带回去,头一年她曾邀请过我,天性都不拘束,他喜欢得不得了,索尔兹伯里最关心的话题是我们怎么看邓小平和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位学者性诗人,只好对聂华苓说我有事去不成,便给他带来一个陕西宝鸡民间粉底墨绘的狮面,”